烧卖，又称烧麦、肖米、稍麦、稍梅、烧梅、鬼蓬头，在日本称作焼売，是形容顶端蓬松束折如花的形状，是一种以烫面为皮裹馅上笼蒸熟的小吃。这种面食在中国南北方都有，品种繁多，形如石榴，洁白晶莹，馅多皮薄，清香可口，兼有小笼包与锅贴之优点，民间常作为宴席佳肴。

烧麦起源于元代初期，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的商途茶馆。到清代已经通过晋商传到京津等地，称为“捎卖”。归化城（今呼和浩特市）出现后，“归化城烧麦”为京津地区吸引食客的招牌。

呼和浩特是拥有400多年建城历史的塞外名城。早年间，呼和浩特地区的烧麦仅茶馆售卖，茶客饿了需补充吃食。而茶馆是清雅之所，不得有稠油浓烟，便备清蒸薄饼，小菜由茶客自带，将茶客带来的肉菜，卷在饼中加热即食。茶馆仅收取薄饼的成本钱。久而久之，茶馆连饼中的菜也捎上了，但仍然按薄饼的分量计价，“捎卖”就此诞生。因此，正宗烧麦馆子是按皮的重量计价。

稍麦一词，最早出现在元末高丽版《朴通事谚解》中：“这衙门更是好汤食。可知每日两个羊为头儿，软肉薄饼吃了，又吃几盏酒之后，吃稍麦粉汤，却痴棋子，或是淡粥。”此书是当年高丽人编写的汉语教材，可谓当时的一部民俗通史。

乾隆年间，戏曲作家李斗曾在《扬州画舫录·草河录上》中描述：“其点心各据一方之盛，二梅轩以灌汤包子得名，雨莲以春饼得名，文杏园以稍麦得名”，那时，稍麦已经是一种大众认同的传统名吃了。与李斗同时代的杨米人，也曾在《都门竹枝词》中提到：“稍麦馄饨列满盘，新添挂粉好汤圆。”可见，稍麦跟馄饨一样，已经成为当时百姓的“硬早点”。后来，曹雪芹的爷爷曹寅也在诗中提过稍麦。在题为《正月二十九日随驾入侍鹿苑》的诗中，曹寅回忆了宫廷宴席上的场景：“黼帐行开稍麦宴，鑾舆高出晾鹰臺。”这足以证明，稍麦不但是民间美食，也是帝王眼中珍馐。

民间美食家认为，稍麦和涮羊肉一样，是在战争年代产生的“军用食品”，源起于元大都，起初名为烧卖，有“烧熟了就卖”之意。有意见认为，稍麦由包子演化而来，只不过包子捏褶封严，而稍麦敞口，褶呈梅花状，所以有的地方还叫烧梅。

老北京名店云集，且集合全国各处美食所长。北京的老字号烧卖馆中，最为知名的就是位于前门的“都一处”和东四大街的“老明华”烧麦馆。清朝时，北京的很多烧卖馆，都纷纷挂“正宗归化城烧卖”招牌揽客，这也暗暗地指向稍麦的正宗产地：归化城（呼和浩特市旧名）。

早年，在归化城，稍麦是茶坊的点心，最初在挨老城门的几家店里卖。那时边贸热络，开城门交易时，商贩得听钟点儿。没到时辰的话，客人就坐到茶坊喝茶等开门，干坐喝茶无趣，就琢磨吃点什么。开始是客人自带干粮，请茶房烘热。为了方便操作，也避免弄错各家食物，店家就提供薄饼，将客人的干粮包起来上笼屉蒸，包时敞口露馅，吃时各拿各的，店家捎带挣几个薄饼钱。渐渐有掌柜看出了商机，干脆按此式样做点心，“捎带着卖”。《绥远通志稿》就曾记载：“惟室内所售捎卖，为食品中之特色，因茶肆附带卖之，俗语谓‘附带’为捎，故称捎卖。” 看来，现在内蒙古各地所卖的稍麦，正宗叫法应为“捎卖”。

尽管在很多名家的诗文中，稍麦一直都保持着文雅的称号，但清代著成的菜谱《调鼎集》中，就把稍麦叫成“烧卖”，而且馅料繁多，不但有荤馅儿的，还有豆沙馅儿、油糖馅儿的。

但捎卖作为点心传入中原，尤其是被吃红以后，文人们觉得不雅，所以明清好多小说写作“烧卖”。比如《金瓶梅》中就写到：“西门庆只吃了一个包儿，呷了一口汤，因见李铭在旁，都递与李铭下去吃了。那应伯爵、谢希大、祝实念、韩道国，每人吃一大深碗八宝攒汤，三个大包子，还零四个桃花烧卖，只留了一个包儿压碟儿。”明代文学家洪楩在《清平山堂话本·快嘴李翠莲记》中亦然：“烧卖匾食有何难？三汤两割我也会。”

在《朴通事谚解》中，“稍”和“捎”实际上是通用的。比如书中有一段教高丽人在饭馆里说汉语的文：“有甚麽饭？“官人们各自说吃甚麽饭。羊肉馅馒头、素酸馅稍麦、匾食、水精角儿……”即为“稍”但说到寄家信这种琐事时，“捎”就变成了“稍”：“你几时来？大前日来。”“我家里书信有麽？稍将来了。”而且，这种用法在书中频繁出现，不胜枚举。

至于稍麦的“麦”，《朴通事谚解》这样注释：以麦面做成薄片包肉蒸熟，与汤食之，方言谓之稍麦。“麦”亦作“卖”，想必也是混着用字。

如此梳理的话，捎卖最贴近百姓生活，稍麦、烧麦或烧卖、，都是一种文雅的称谓罢了。另也有“稍美”的叫法，也都是招揽顾客的文字门面罢了。

在商务印书馆于1937年出版的《国语辞典》中，黎锦熙就标注：“烧卖，食品名……亦作烧麦。”而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在1978年出版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则标注为：“烧卖……俗误作烧麦。” 

在去年11月，中国旅游协会、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共同举办的首届中国金牌旅游小吃颁奖典礼上，包头的“背头稍麦”就成为代表内蒙古的金牌旅游小吃，这也从较高层面，将“稍麦”定为今时的大众称谓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