花灯戏是广泛流行于贵州各民族中的一种戏曲艺术形式。在贵州境内流传区域很广，主要分为东南西北四路，分布地主要有独山、思南、石阡、余庆、普定、青岩、印江、黔西、福泉等县（市）。

据《贵州文化志》载：明王朝建立后，于洪武年间实行“调北征南”，“调北填南”制度，花灯随着移民的涌入而进入贵州。又据《贵州花灯史话》载：“贵州花灯艺术是源于中原。”花灯进入贵州后，吸收了贵州本土的语言、风格、音乐曲调等，形成了风格独特的贵州花灯，曲目多取材于农村生活故事和民间传说。花灯的表演形式不断发展，从早期的花灯歌舞（俗称“地灯”）：一丑（唐二）、一旦（幺妹），各执花扇手帕，舞时不唱、唱时不舞，发展成大型花灯歌舞的艺术形式，并在花灯歌舞的基础上加入故事情节，发展成形式复杂的花灯戏。花灯音乐（俗称灯调、灯曲），也由单一的地灯音乐“二小戏”歌曲联接体形式，发展为结构较为复杂，具有板腔雏形和曲牌戏曲性的“台灯”音乐，形成了以“九板十三腔”为代表的曲牌联接体体制；花灯小戏角色也由“二小（小丑、小旦）”以展到“三小”（加入小生）打破了原来“二小”那种喜剧性角色体制而多为正剧与喜剧相结合的角色体制。花灯舞蹈动作由原来的耍棍弄棒，花拳绣腿，发展到加入真正的武术，在“破五方”名目中，有“八卦夺刀”、“徒手夺刀”等武功表演。

花灯是吉祥的象征，幸福的象征，是山乡人民古朴心愿和纯真感情的颂歌，他们的欢乐、痛苦，他们纯朴善良的品格和美好的希冀，都在花灯中得到表现。花灯在一定意义上满足了宗法社会农民的审美情趣和伦理要求。解放前，贵州各地都有灯班唱戏的传统，并拨一些田土，供灯班玩灯之用，叫做“灯田”。逢年过节，灯班走村串寨，闹灯玩年，花灯玩到哪里，锣鼓喧天，热闹非凡。每个灯班人数为五至九人，大型灯班可达二十余人。无论灯班大小，都必须有“文角（男扮女装幺妹）”一人，“武角”小二一人，打岔老者一人（不时插科打诨，风趣逗人）。若演折子戏，演员需按角色配齐。

花灯戏的唱腔分两类，一类是初具雏形的板腔，艺人称其为“灯戏调子”；一类是曲牌，艺人称为花调子。在一出戏中，板腔和曲牌可混合使用，形成一种综合体制。板腔的板式较为单一，只用若干个上下句反复演唱，最后用一个“收腔”结尾。常用的灯戏调子有：［出台调］、［行程调］、［路调］、［骂调］、［哭板］、［一字调］、［阴二簧］、［四平调］等。常用的花调有：［四小景］、［月调］、［送夫调］、［巧装调］、［送茶调］、［五更调］等。常用伴奏乐曲有：［游台］、［大开门］、［小开门］、［禄位高升］、［扫花台］等。常用锣鼓牌子有：［三六九］、［扑灯蛾］、［半边月］、［金线吊葫芦］、［牛擦痒］等。花灯主要使用筒筒（胡琴类拉弦乐器）、月琴等弦乐及锣鼓等打击乐器伴奏。演出时手执折扇和手帕，灵活运用各种步法、手式以及耍扇、耍帕等技法，形成清新活泼的艺术特色。花灯名目一般有五种：点灯（化装上街演唱）、庆贺灯（结婚、上寿、乔迁、上梁、小孩剃头时唱）、太平灯（春节贺新年时和平时唱）、送子灯（没有儿子的人家接灯班唱灯，祝贺早生贵子）、还愿灯（许愿的人家如愿以偿后，唱灯还愿），后两种灯都带有迷信色彩，解放后很少采用了。演出的程序一般有九项：跑报、说春、打扫财门、参神、踩华堂、破五方、吹白、出台和唱灯调。花灯常用的乐器有：锣、鼓、钹、勾锣、胡琴、二胡、月琴、笛子、箫等。传统曲目：《小姑梳头》、《五更绣荷包》、《采茶》、《王婆学鸡》、《乾隆下江南》、《七仙女下凡》《高腔调》、《踩倒妹小脚》、《干妈问病》、《烟花告状》、《梳油头》等。

花灯是广泛流行于贵州各民族中的一种戏曲艺术形式，手不离扇、帕，载歌载舞，灵活运用各种手法手式及耍帕、耍扇动作，唱与做紧密结合，是花灯艺术的突出特点。在花灯戏里，灯（歌舞）是戏的基础，戏是灯的发展，灯中有戏，戏中有灯，灯戏相融，相得益彰。花灯歌舞具有雅俗共赏的艺术魅力，并且深深植根于广大群众之中，是城乡人民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。它具有饱满的激情，激昂的音乐，曼妙的舞蹈，剧中花灯音乐、花灯歌舞的恰当运用，使观众通过大开大合的气势和气韵流畅的节奏，在艺术享受中体会到花灯剧的魅力。

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，各地的花灯戏都面临着与其他传统戏曲艺术同样的困境，剧场演出减少，新剧目编排上演困难，年轻一代的编创演出人员后继乏人。同时，市场商品经济的繁荣，以及各种娱乐方式多元化，花灯已很少能吸引年青人的兴趣,。加之，农村大批青壮年外出经商、打工，他们告别了家园生活，也告别了花灯剧。花灯艺术保护与传承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而日渐濒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