苗族医药(黔东南州民族医药研究所)

苗族医药起源于苗族人民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,是在特定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背景下同自然界和疾病作斗争的产物。全国共有苗族人口890余万,居全国少数民族人口数第4位,主要分布在贵州、湖南、云南、四川、广西、湖北、海南等省(区),其中又以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最多、最集中,共有苗族170余万人,占全国苗族总人口的四分之一,是苗族同胞的主要聚居地。黔东南苗族主要聚居在台江、雷山、凯里、麻江、丹寨、黄平、施秉、剑河、岑巩等地。从苗族的分布情况看,其特点是大散居,小聚居,大多居住在远离城市的边远山区,以村寨为单位聚居,很少与其他民族合村共寨。在这个相对封闭的生存环境里,苗族医药就生长扎根其中,苗族民间有“三千苗药,八百单方”之说,素有“百草皆药,人人会医”之称,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,和苗族同胞的生活息息相关,是苗族同胞防病治病的有力武器。

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和苗族口碑资料,苗族先民起源于5千多年前居住于黄河中下游的“九黎”部落,后迁徙至长江中下游,形成“三苗”部落。在漫长的岁月中,又因战争等原因,逐渐向南、向西大迁徙,进入西南山区和云贵高原。由于苗族早期迁徙频繁,所到之处大多是人迹罕至的荒僻山区和瘴疠之乡,自然条件十分恶劣,加之同外界封闭隔绝,如果没有起源较早的医药活动,绝对不能保证本民族得到生存和繁衍。因苗族本身无本民族文字和史实的记载,故其医药的起源难于考证,但从众多的其他文献和传说、古歌中,仍可窥知其大概。苗族民间流传有“千年苗医,万年苗药”之说,苗族医药见诸史籍的时间也很早,西汉刘向在《说苑·辨物》中说:“吾闻古之为医者曰苗父。苗父之为医也,以营为席,以刍为狗,北面而祝,发十言耳。诸扶之而来者,举而来者,皆平复如故”。 这个苗父就是黎、苗族的巫师(巫医)。巫师治病主要是祈祷禁咒术,但也逐渐用些酒、草等药物治病。汉族地区在春秋时期,巫与医已经基本分离,但经济、文化落后的苗族地区,却比较完全地保留了“巫医合一”的特点。

苗族是以农业为主体的民族,生活于药物资源十分丰富的地区,较早地了解和掌握了植物的知识和药用价值,历代医药典籍均有记载。如史载楚国巫师经常用苗药作巫具,《楚辞》中有不少记有被称为“苗药”的“菖蒲”和“泽兰”。苗族东西部地区均有“一个药王,身在八方;三千苗药,八百单方”的歌谣。由于苗医没有付诸文字的医药论著,仅以师承父授,或以谚语歌诀、口传心授为传播方式。苗医除行医治病外,也参加一些劳动,完全融合在群众中,形成“医药一家”、“医护一体”的特点,在当地统称为草医、土医,有很庞大的队伍。这种苗族职业医的出现,上可追溯到未改土归流之前的元朝和明朝,是苗族医药形成的重要标志。汉医药的传入是在明朝“改土归流”之后,而西医的传入,则是民国以后的事。当时广大的苗族地区,治病全靠自己的苗医苗药。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,苗族药物曾有过较为兴盛的时期,当时黔东南和湘西等地大批药材经湖南洪江、常德转销武汉等地,刺激了药物的生产经营及药市的产生,形成了繁荣的“场期药市”,至今在凯里、雷山、施秉等地仍然活跃存在。新中国成立后,在党的民族政策和医疗卫生工作方针指导下,医药卫生工作者对苗族医药进行了系统的调查、收集、整理、总结工作,有关阐述、研究苗医药的论文、专著逐渐增多,对苗族医药人员开展了培训,苗医药在治疗某些疾病方面凸现了明显的治疗优势,苗族医药的传承和保护迈上了一个新台阶。

苗医对疾病的病因、诊断、用药、命名、加工炮制、养生保健都有独具民族特色的方式方法,初步形成了两纲(冷病、热病)、五经(冷经、热经、快经、慢经、半边经)、三十六大症、七十二疾、一百零八小症和四十九翻的理论体系。苗医认为:气、血、水是构成人体物质的主要成分,人的生、老、病、死都与气、血、水密切相关,其中气和血是生命之本、力量之源。苗医认为不良的气候自然环境如日、月、寒、暑、风、霜、雨、露、雾等,都可酿制风毒、气毒、水毒、寒毒、火毒等毒气侵犯人体而致病。另外饮食不调、劳累过度、房事不节、情志所伤、先天禀赋异常、意外伤害等也是致病的重要原因。苗医诊断病情常通过看望、号脉、问诊、摸触四诊进行辨病立症。望诊方法丰富多采,除望形态、面色外,还有甲诊、耳壳诊、指纹诊、头发诊、毫毛诊、鬓角诊、掌面诊等诊法。号脉主要是切足脉或手脉,切脉的手法和部位同中医也不一样,如有三关脉、上马脉、下马脉、指间脉、肘脉、昆仑脉、五指脉等。苗医的诊法简便实用便于传授,还总结有许多诊法歌诀。苗医在疾病分类及命名方面,以民族生活习惯,所见所闻为主,具有朴素、生动的形象思维特点。多采用归类法、比象法以及按病灶色泽、病因等进行命名。如上肢抽搐象鹞鹰闪翅的叫“鹞子经”,膝关节红肿发亮、形如猫头的叫“猫头证”,色形如高梁的“高梁痘证”,色泽如铜、铁的“铜疔“、“铁疔”,以及“乌鸦症”(昏厥虚脱)、“蚂蚁症”(神经麻木)、“鱼鳅症”(中暑时令病)、“南蛇缠腰症”(带状泡疹)等,另有以主症、病因、病变部位命名或互为结合命名的。苗医根据各种疾病的某些共同属性而将疾病进行归类,分为经、证、翻、龟、小儿胎病、新生儿抽病、丹毒、疗、癀、花、疮等类。苗医在诊疗疾病方面有两病两纲之说,两病即将一切疾病归纳为冷、热两大类,两纲即冷病热治、热病冷治两大治则。在辨病识症中强调要判明病变是在“气”或是在“血”,或者是在“水”,或者在“两伤”或“三伤”,然后采取“补”或“祛”等治法进行对症用药。

苗医在长期的临床实践中,创造了许多简、便、廉、效的治疗方法,其中外治法别具特色。著名的有薰蒸、滚蛋、化水、踩铧口、挑筋、发泡、佩戴、火针、爆灯火、烧药火、放血、刮痧、推擦等外治法。苗医掌握的疾病有二百余种,广泛涉及内、外、妇、儿、骨伤等疾病,苗医对风湿、偏瘫、胃炎(心口痛)、骨伤、骨髓炎(巴骨黄)、颈淋巴结核(九子疡)、癫痫(羊癫疯)、炭疽(飞疔)、肺痨,以及妇科的月经病、子宫下垂(吊痂)、不孕、避孕、产后病(产后风月家病),儿科的惊风、疳积等疾病有较好的疗效。对伤科正骨、刀箭枪伤以及蛇虫咬伤更是卓有成效。

苗医对药物的应用来源于长期的生活实践和用药经验,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。苗族民间有“三千苗药,八百单方”之说,在用药上主张“立方简要”,“一方一病”,“对症(病)下药”,以单验方治病为主。苗药的命名,有的突出药物的特殊形貌,有的反映药物的特殊气味,有的则根据药物的特殊功效,命名形象而具体,易懂易记。有些药虽中医本草书有记载,但功效主治、用法用量也有很大不同。在加工炮制及剂型方面,苗医除多数用生药鲜药外,还通过晒、炒、浸、酒制、醋制、茶制、尿渍等加工方法,以减低毒性、提高药效。苗医用药配方有 “配单不配双”及“三位一体”两个法则。配“单不配双”,就是只用1,3,5类单数药物配方,而不用2,4,6类双数药物配方。“三位一体”,就是领头药、铺底药、监护药三类药物组方。领头药,是针对病情起主要作用的药;铺底药,是对领头药有相资作用或对身体有补益作用的药;监护药,是缓解领头药、铺底药的劣性和毒副作用,督促共达病所的药。

在我国丰富的民族医药宝库中,苗药与藏药、蒙药并称为我国三大民族医药。苗医药物品种繁多,包括植物、动物和矿物等1千多种。黔东南作为苗药的发源地,以品种多、产量大、无污染、药效奇、品质好而著称,已成为我国苗药的主要产地。苗医有自己独树一帜的医学理论体系和技术经验,有两纲、五经、三十六大症、七十二疾、一百零八个小症和四十九翻的病症理论,基本上形成了纲、经、症、疾的医学理论模式。民间有“三千苗药,八百单方”之说,创造了许多简、便、廉、效的治疗方法。对疾病的病因、病机、诊断、用药、命名、加工炮制、养生保健都有独具民族特色的方式方法。

受千百年来“传内不传外、传男不传女”思想的影响,苗族医药主要是以家族血缘、父子相传、师传口授的形式传承,因苗族无本民族文字,故传承谱系不详,现今主要代表性传承人有:杨忠华:男,苗族,锦屏县三江人,为家传苗医第五代传人,现传给儿子杨华,另带有6个徒弟在锦屏县城行医。姜培武:男,苗族,锦屏县三江人,为家传苗医正骨第四代传人,带有3个徒弟,现在锦屏县城开苗医骨伤诊所。熊文美:男,苗族,凯里人,继承其父熊德华的苗医医术,为家传苗医第三代传人,现传给郭韦韦和外孙女。郭韦韦,女,现任黔东南州中医院副院长、苗医专科副主任医师。

近年来,人类逐渐发现治疗疾病的化学药品的毒副作用、抗药性、及其药源性疾病在不断增加,而且研究周期长、投入高、风险大,在当今崇尚自然、返朴归真的时代潮流中,苗医药以其简、便、廉、效,受到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关注和研究,这给挖掘、保护、传承、发展苗医药事业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。